只是换个地方当官，问责制莫成休假制

　　其中，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在被问责后一年多后，调任安徽省环保局局长；被撤职的原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，已调往安徽省的一个地级市工商局任副局长；被责令辞职的原阜阳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副局长丁丽玲，后转调阜阳另一家市直机关副调研员，随后又转任副局长。(据新华网12月12日报道)

　　这样的事实让人不解，干部问责制怎么在这里变成了干部“休假制”？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影响如此恶劣，死亡和致残孩子的伤口尚未平复，类似的奶粉事件还在上演，为什么相关责任人都能全身而退，另谋高就？这使当初问责的雷厉风行大打折扣，也让被称为“制度利剑”的干部问责制锋芒顿失。

　　被公众寄予厚望的干部问责制，是我们在权力监督、建设责任政府方面的一项重要进步。在重大责任事故发生之后，是否有人承担责任，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但“彭水诗案”的主角蓝庆华平调重庆市统计局任职，西丰县派人进京抓记者的指挥人张志国“试图”复出，类似事件不断被揭出，不由让人怀疑，问责制是否变成了“问而不责”，或者只是平复舆论的缓兵之计。

　　当然，被问责的官员中，不少人承担的是领导责任，若不存在渎职等犯罪行为，也不一定非得“永不叙用”不可。但如果不给个说法，这样不声不响不明不白地复出，是不是表明当初的问责“问”错了？那事故责任不就轻易被“糊弄”过去了。下台只是换个地方休息一年半载，这样的问责制威慑力何在？

　　因此，为防止干部问责制的异化，公众对问责的期待，不能满足于被问责官员级别多高、人数多少。必须使问责制透明化制度化，让真正的责任人真正负责，负真正的责任。同时，也要让官员问责和复出都有规可循，公示公开。

　　不能等被“意外”揭发出来，才忙着灭火做解释。